下午時分，飛機在北京首都機場跑道上滑行。我一手把紅筆圈得亂七八糟的資料塞進包包，一手找台胞證，1%興奮，99%慌亂。我旁邊坐的是伊能靜，她在用微信跟經紀人溝通要不要接活動，好像也找不到東西。我確定我們兩個不是小小機艙裡唯二的台灣人，她在北京有工作，我則是飛來主持TechCrunch的北京站峰會，我看到有更多努力的台商在闔上電腦，拿手機跟當地的夥伴聯繫。
我希望我接下來可以寫出司機直接載我去Conrad樓頂酒吧這種香豔的細節，但我不能，我不敢，我怕我沒有準備好。TechCrunch是目前全世界報導科技、新創、融資、產業潮流最全面也最領先的媒體。科技圈創業的人會知道，自己的公司如果被TechCrunch報導，這間公司不僅代表了一定的行業指標，也等於是一個公司的里程碑。
而TechCrunch北京站的嘉賓名單，不論我看了多少次都覺得胸口有一點悶悶的，Google大中華區副總裁，Qualcomm的資深副總裁，500 Startups創建人戴夫．麥克魯爾，Leap Motion執行長麥可．巴克沃德，搜狗執行長王小川，真格基金╱新東方創始人徐小平，《創業的國度》作者索爾．辛格……等，兩整天排得滿滿滿：他們的文化脈絡不同，語言不同，來到這裡的期待也不一樣，要把他們緊密地貫穿起來真的不容易，所以一下飛機，我就直去主辦單位辦公室和他們開會，想抓緊時間準備。
＊Leap Motion Inc. 是一家製造和銷售電腦硬體感應裝置的公司。類似於滑鼠，其裝置支援利用手掌和手指動作來進行輸入，但無需手部接觸或者觸摸。使用高階的動作感應專利技術進行人機互動。
第一個讓我驚訝的細節，是主辦團隊非常年輕：10多人，20歲，辦5000人的活動，接待世界各地飛來的科技嘉賓。架網站、拉贊助、設計動畫、公關合作，從零開始，他們挽起袖子就動起來。他們熱愛科技、也愛科技代表的意義，因此一個月來不眠不休。
台灣認識中國年輕人的這一面嗎？
我每天看到的新聞，最多的是上海地鐵裡有女生拿鞋子丟人，北京大街上有元配甩小三巴掌，但這種資訊對兩岸競爭究竟有什麼意義？而如果我們的眼睛停留在這裡，要怎麼知道雙方差距有多少？
我在主辦單位辦公室開會的時候，我感覺到自己心跳很快，那是心虛的心跳，我知道我20歲的時候沒有他們這麼優秀、這麼獨立、這麼能動。幾張桌子併在一起，一間共享辦公室，電腦一開就專注工作。我20歲根本還不知道TechCrunch是什麼。活動辦已經在水準之上，CNN北京分社採訪主任傑米．佛洛克魯茲也看到他們的才能，他在會議結束後親自跟團隊交換名片。
第二個讓我驚訝的是現場的創業競賽，我看到了無人機Drones的改良，看到視覺搜索特惠價格、手指隔空操作螢幕、智能項鍊記錄你頸椎的健康程度，或10秒鐘完成居家裝潢的設計圖的App等。60多隊的參賽隊伍，有的研發，有的著重服務，想像力和技術遍地開花。當中有許多許多是來自於台灣的新創隊伍，能夠在異鄉看到台灣發亮，實在讓人非常振奮。
我發現這些團隊創始人非常積極自信，英文再不好，拉著TechCrunch的營運長就直接換名片，抓著Sequoia、紅杉資本、戈壁、Crunchfund的人，在會場走廊都在pitch（投售）。要知道，這是世界頂級的種子基金和創投，名稱講出來都讓我倒抽一口氣，但這些中國年輕人完全「不害怕」，就算他們英文不像美國人、技術還需要時間成熟，但是他們挺直胸膛要讓大家看見。
這是個尖銳的警訊，因為英文可以變好，技術可以精良，練習就可以，但是這種「稱霸」的野心，卻不是靠練習就能得來的。國際舞台上，一次又一次，台灣人總是相對扭捏、害羞、謙讓，於是乎世界的聚光燈，幾乎全部打在中國年輕人的臉上。
第三個讓我驚訝的地方，是中國年輕人的底氣。與會有一個嘉賓是中國《今日頭條》的創始人張一鳴，這個新聞聚合的產品能作到估值5億美金，整個業界下巴掉在地上都還沒撿起來，但是訪問他的一個年輕男生，在舞台上多次逼問張一鳴演算法、來源、著作權保護的問題，我在台下看著也在扶著自己的下巴。
重覆詰問可能不是最好的訪談方式，但是台灣「甜美」的這個特質，還能管用多久？而在訪談專業上，誰能這麼有氣場地問出尖銳的質問呢？更何況考量兩人年紀、資產、頭銜的巨大差異。中國的邏輯是：我絕不自我設限，舞台上我們都是王，就算只有10分鐘，下台之後，你是你5億美元企業的執行長，我回去念我的大學。這個心態，我在每一場訪談都可以看見，而我很佩服。
科技的重鎮在矽谷，但是我想起來他們常常說，矽谷不是一個地理名稱，是一種心智狀態。
我在北京看得到他們年輕人獨特的心智：狼性、霸氣、在詭譎的條件中，展現靈活的生存能力。台灣精緻而小眾，從電影到書店到咖啡店到科技領域，處處都是（也只有）小清新，但小清新不是一個能在商場上拚搏的心智狀態，不是拿得上談判桌的堅硬實力。
我這一代的人，中學國文都讀過〈我們到柏克萊到底有多遠？〉幾十年來，我們一直重覆地問同一個問題，以前比較的對象是美國，現在比較的對象是中國，我們問的一直都不是物理的距離，我們問的是心理上的差距，我這一次主持完兩天最大的感覺就是，差距巨大而顯著，我們快要來不及了。
所以，請你站起來，快一點地站起來、走出去，去坐下跟他們一起開會，去比較去問問題，去說話去吵架，去一起趕一篇PowerPoint，去一起合作一起競爭，並且在這個過程當中，扎實地把自己的、屬於台灣的優勢想清楚，用力並持續地發揮出來。不要只看自己的肚臍，不要每天窩在小清新的咖啡廳看韓劇聊八卦，否則就算幾年之後出了速度再快10倍的飛機，我們都到不了北京。
寫在之後》趕快想盡辦法站出來！
這篇文章在臉書上面發表之後，當天晚上就有許多科技媒體希望能轉載，隔天台灣的《蘋果日報》又刊登了這篇文章，再隔了幾天，各大論壇又自己加工重新編排了這篇文章，配上聳動的標題，在不同的平台和社群媒體上不停分享。
不難想像，很多人喜歡，也很多人厭惡。而一封封非常尖銳的電子郵件也進入到我的信箱。我安靜了兩個夜晚，一整個白天，還是決定應該要回應。
一方面我非常開心看到台灣科技圈的熱情，激勵我很多。另一方面，我明白有些人看完文章後，那種憤怒交加的感受，認為當我寫著北京的好，卻忘了台灣的好，我怎麼可以？！但我想說，這不是一個零和加總：一邊的優勢，不代表另一邊劣勢。
而對台灣的創業文化，我更有話要說。多年以前，我生活當中最親密的夥伴，他就在台灣創業。他寫程式、找資金、推銷產品中間的每一步，我都在旁邊睜大眼睛看著。每一次他碰到他學長、我學長，和創業圈的隊伍中間激盪出的談話火花、看到的人才，那種熱度和能量，他跟我都熟悉：我們都很珍惜而且驕傲，而我熱愛他在的產業。多年之後，我們兩個人的生活不在同一個狀態，但透過他，我認識了台灣創業圈蓬勃的生命力，累積了科技圈的知識，對此我永遠感謝。
但是，這一篇文章，不是寫給已經在創業圈拚搏的人看，也不是寫給每一天念茲在茲，希望產品、團隊、市場更好的人看。你們不需要、也不應該浪費時間看我的文章。這篇文章是寫給還在猶豫應不應該站起來，做一些什麼的年輕人看。他可能還在念書，可能剛剛要踏出職場，可能在考慮一個合作的機會，但是他可能還在害怕：我的文章是要說，不要浪費時間害怕了，快，想辦法把自己準備好，我們可以的！這才是寫文章的目的。
作為一個在台灣出生、受教育而成長的台灣人，我能理解大家看待「北京—台北」這種雙邊競爭的緊張。相信我，那種矛盾的感受，當我站在北京會場，拿著麥克風說話的時候，顯得更加激烈。我滿腦子想的都是「這是北京，我是台灣人，我絕不能丟臉。」但我更想說，這種尖銳的感受，不該轉變成謾罵式的評論；它應該要變成別的，應該要轉成台灣最最擅長的：創新、發展和實踐應用，而且該從年輕人開始！這才是雙贏、大家都贏，台灣也能前進的結局。
書籍介紹
《世界太精采，請你趕快站出來：30世代的勇氣與挑戰》，先覺出版
作者：路怡珍
這世界，從來不缺少美，而是缺少發現。
最受矚目的新生代財經科技美女主播，
分享紐約、北京、香港、台北的城市工作冒險，
以及屬於30世代的美麗與哀愁。
分享紐約、北京、香港、台北的城市工作冒險，
以及屬於30世代的美麗與哀愁。
你與夢想，只差了一個腳步的勇氣
她看見自己的世代，有太多出不去、回不來的苦悶，她懂你的徬徨，懂你偽裝在小確幸裡的大野心，因此，她想帶你看看紐約新創團隊大膽的創意、看看香港連談感情都求快的效率、看看北京年輕人想稱霸世界的底氣。
然後，希望你能大膽跨出不一樣的一步，在最美麗的年紀，發現最棒的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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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1
我們在這裡努力著，希望被全世界看見
台灣，30世代，美麗不少，哀愁更多
比起上個世代，我們能動力強， 不斷尋找定義自己的機會， 卻越找越茫然，卻步地望著台灣以外的世界， 最年輕的人，生活在一塊最適合退休的地方……
寫這篇文章時，台北氣溫低而濕氣重，我剛播完新聞下來，一邊整理稿子，一邊從臉書訊息上，看到跟我一起從小長大的朋友們，有人剛在維也納發表完大提琴獨奏會、有人從蒙古做完固沙志工正準備回到台灣、有人在北京，幫時尚雜誌封面修李冰冰的第218張照片、還有人為了圓導演夢，泡下今天的第二碗泡麵，好節省一些開銷來拍電影：那是一碗統一肉燥麵，有我們熟悉的藍色包裝，還有我們習慣的廚房的味道……
這些，都是我當年一起長大、一起戴帽子排路隊回家、一起第一次看五月天演場會的朋友。坐在教室的那幾年，其實好像不是太久以前，髮型和衣服明明全部都一個樣，還分不出來誰是誰，究竟從哪個時間點開始，生活有這麼大的分岔？
生活際遇不同，連講的語言都不再一樣，唯一一個把我們牽繫起來的共同點，就是我們都是出生於台灣、生長在台灣、永遠把台灣當成家的30世代年輕人。我們是那種在張懸拿起巨幅國旗時，內心砰砰跳地震耳欲聾；而在被甘比亞斷交時，會再默默把台灣邦交國複習一遍的年輕人。
跟上一代年輕人相比，我們足跡走得更遠：19歲第一次在曼徹斯特看到足球賽、22歲生日剛好到了曼谷最潮的夜店、email裡來自波蘭或香港的朋友互相傳的同一個好笑的YouTube連結；在《享受吧！一個人的旅行》中文版尚未問市之前，我們便迫不及待用Kindle電子閱讀器看英文版的《Eat, Pray, Love》；在風行網上搜尋《The Voice》《紙牌屋》和《中國好聲音》；如果有幾分閒錢，腦中浮現的享樂方法，從峇厘島按摩、韓國東大門血拚到紐西蘭高空彈跳……等，都在願望清單。
我們說台語、英語和剛剛學來的北京腔，書寫時繁體和簡體有時候混著用，真的寫不出字的時候會用注音想辦法拼出來；我們瘋的周杰倫在R&B裡融合著中國古典樂，第一次聽演唱會的主角五月天，在英國BBC作了專訪，被譽為「華人披頭四」—快要30歲，我們的世代，靈活而不斷游移，快速多變，追求自我的自由。
20幾歲的十年，我們能動力強，不斷在職場上尋找定義自己的機會：轉換生活的城市，改換人際相處的姿態，改變專業跑道，改變情人……在還是20幾歲的時候，這些變動發生得都很自然，因為成本不高，報酬卻很豐厚。只是，忽然在某個不可考的一瞬間，盤據心思的念頭，一下從種種不同的抱負、野心、熱望，轉變成一個又一個，能具體表述出來的憂愁：
「感覺前途沒有方向感，不知道努力會不會有成果，很灰心。」
「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在三至五年之後會變成什麼模樣。」
「產業衰退狀況嚴重，職位上做著做著很無力。」
「煩惱事業和感情，這個世代要兼顧兩者越來越難。」
「頭上是一群和時代脫鉤的政客，輪到我們當家還要幫他們接爛攤子。」
「財務狀況穩定不下來，無法結婚。」
「不知道要如何擁有一個有意義的生活。」
問這些當年一起戴帽子、排路隊回家的朋友，繞了一圈，說來說去，在快要逼近30歲的此時此刻，我們的煩惱有個通同性：對於未來的一大團茫然。全世界的年輕人都這麼茫然嗎？我們深夜酒吧相聚的時候，有這個想問又不敢問的問題。
我又想到了，剛剛播到的新聞，2015的6月台灣的失業率為3.71%，15年來同月最高，而薪資水準，在扣除物價漲幅之後，回到了民國87年的水準：剛好，那一年，我們國小快畢業，每個人看起來都跟每個人長得一模一樣。當時的我們，知道接下來我們面對的生活挑戰，會這麼嚴峻嗎？
這跟在新加坡、在北京、甚至曼谷的年輕人好像不太一樣。在北京，你如果抓到一個剛從北大畢業的年輕人，問他未來十年他的人生會發生什麼事，至少在回答的那一刻，那個北大學生，百分百相信自己會開出一間中國的阿里巴巴來影響全世界。這個夢想，他會直接霸氣地說出來，絲毫不覺得有任何好笑或詭異的地方。事實上全世界也都在看，每年中國高校一口氣會有700萬名畢業生，這當中，還能再產出多少個騰訊、百度、Amazon或是Google？
在新加坡同年紀的朋友，享受相對國際化的生活環境外，政府對於房產的規畫，也讓年輕人買第一套房的壓力不會那麼大。最新「保障房」的規畫，讓家庭月入在1000新元（約24,000新台幣）左右的上班族，也盡可能可以置業安居。我們聽不太到「因為賺一輩子的錢也買不起房子，所以乾脆留在家」的案例。新加坡年輕人的潮流是，把西裝熨得筆直的上班去，認真工作，也認真玩樂。
台灣呢？
而的確，台灣30世代，我們接觸越來越多來自於國外的刺激。所以我們留學、交換、外派，想方設法有更多與國際接軌的經驗。在機場登機門旁邊等待的時間，可能已經跟在家裡客廳的時間差不多了。殊不知，生活在台灣時，目光放在地球儀的另外一端，但好不容易到了異地，又會難為情地頻頻想起家鄉。這一瞬間，我們記得了外面的好，另一瞬間，我們又記起了外面的不好：生活永遠在他方。台灣轉變成一座圍城：裡頭的人想出來，外面的人想進去。兩邊的人，都不快樂。矛盾互相傾軋，學校沒有教這是什麼「感覺」、每個聯考機器並沒有被訓練如何應對這種情況，30歲的我們，太多問號，變得敏感纖細而不敢言說。於是在迷惑和沒有方向感的生活下，轉而追求小確幸。常常忘我地討論一集《康熙來了》，或是咖啡的溫度，或是檸檬與糖的比例，畢竟龐大的茫然與焦慮並不好征服，小確幸容易掌握多了。最年輕的人，生活在一塊最適合退休的地方。
不敢言說，這個代價是：30歲的我們，聲音雜亂但沒有信仰和論述，沒有前後文，也沒有對照組；代價是，屬於台灣年輕世代的個性，那些我們引以為傲的開放的能動力，逐漸顯得輕薄、散漫而失重。而年輕族群一旦遭到攻擊，心理焦躁感越大，八卦漫罵和批評的聲音就越大，惡性循環，雪球越滾越髒。當想及，現在30世代的年輕人，心中有著這麼多無法解釋、可能一時之間也無法解釋的矛盾情緒，那接下來台灣的面貌，究竟會變成什麼模樣？如果再去比較，在新加坡、曼谷、北京的這一世代的年輕人，跟我們一樣年紀，卻帶著他們的篤定、樂觀、和信心繼續成長，那他們帶領起來的國家與城市，又會和台灣形成多大差距呢……我們心慌著面對向前來的劇烈挑戰，我們憂心哀愁。
但同一時間，問題其實是一個立體的球面，不是「台灣vs.世界」的兩極，而是「把世界帶來台灣，並從台灣看到世界」。無論是政府或是民間，都做了許多努力—有20歲的年輕男子在柴可夫斯基小提琴音樂大賽中奪牌，得主感謝一直低調贊助他的企業；觀光局邀請男神木村拓哉來台拍攝觀光影片，當世界頂級設計雜誌《Monocle》推出的時候，政府就曾經安排他們和台灣接軌，專文介紹台灣的人文、景色、美食。
說到紊亂的媒體現象，天下雜誌財經記者創辦的《換日線Crossing》，集結海外有著豐沛故事的才子佳人，聊生活、聊價值、聊國外工作選擇除了MBA和外商總經理，還有什麼別的。有人從哲學系畢業一路做到了國際銀行副總、哈佛高材生不當醫生而到了紐約麥肯錫打拚公共政策，只因為他心中想著台灣、想回台灣找防疫和健保補救。我們都是媒體人，我們都在一個被抨擊弱智的生態圈下日復日工作，理當對這個環境更喪志、更悲觀，但悲觀很容易，「做些什麼」是一個更難的選擇。
這樣的例子，我還可以再講出10個、20個……台灣就是這樣，可能所有的藝人都去中國大陸做實境節目了（也把髮妝師帶去了），但空閒的時候，一定還是在聊台灣的好，一定還在想念著台灣。想起台灣的美麗，同時想起台灣的哀愁。大家同時都沒有放棄，都正在找美麗與哀愁的解答。
包括我，我的朋友、同儕，都快要30歲了，馬上台灣就是我們要負責的。我看著你、你們、身邊的每一個人：結婚、升遷、照顧家人、發展事業，重心千千百百種，唯一一種不變的，就是我們愛這片讓我們長大的土地，心裡知道她的好沒有人能替代。這片土地把我們養大，而我們每一個人，都有責任，做些比自己還更重要的事。
「你跟你的事業一樣偉大；跟你的夢想一樣年輕」，我們一起做些什麼。
北京
Part 2
不自我設限的底氣
你不知道Google培養接班人的秘方
在年輕人最渴望學習、渴望實際經驗的時候， Google給他們最需要的：大量的國際刺激和交流經驗。 這些人，只要有20%還留在Google裡面， 就是值得的投資；但就算80%的人外流， 他們也一定有人創出一個最後被Google買走的公司……
「如果有什麼人可以贏得過我或布林或佩吉，那個人，應該在這一群人當中。」很難相像，這句話竟然是從Google的執行董事艾瑞克．史密特嘴中說出。而他口中所說的、可能會贏過他的「這一群人」，指的是Google從2002年開始執行的APM計畫（專案經理助理）所篩選出來的菁英。
這個APM的概念，是由現任創新工廠執行長、前Google亞太區總裁李開復在一次晚餐會告訴我的。他說他還在北京的時候，就幫著當時的Google副執行長梅莉莎．梅爾（Marissa Mayer）跟她所帶領的APM們交流。我們常常在討論要有更好的年輕人再教育，找出下一世代有為、有想像力的人才，或許Google的做法能夠有些啟發。
APM計畫是什麼呢？它的概念相當簡單，每年Google會選出20個最有發展潛力、幾乎是才剛畢業的年輕人，立刻安排他們每人負責一條重要的Google產品線，從Gmail、AdWords到Maps……等。此外，安排每人和一位有經驗的、資深的經理人配對，這些經理人就成為APM們可以請益解惑的導師，而這些導師也監督APM們的發展。目標是讓他們於兩年時間內，在全球各個城市盡量地實地考察或是職務輪調，從國際市場第一手直接學習。
這些APM有的「血統純正」，加州長大、史丹佛電機系畢業、大學就開始自己創業；也有的沒有科技背景，李開復回憶，一位26歲剛從柏克萊政治系畢業的女生，就是他看到的APM成員之一。APM共同有的幾個特色，一是年輕，22至27歲，可塑性極高。二是他們非常、非常的積極、充滿好奇，而且主動學習，根本停不下來。「停不下來」是梅爾最常形容APM的字眼，並且還說過，就是因為停不下來，APM跟布林和佩吉「有著同樣的基因」。
訓練APM們最重要的一環，就是讓他們在兩年內到不同的城市和國家，直接了解當地市場的需求：他們在印度班加羅爾跟一群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必須長時間照顧作物的農夫聊天，試圖理解在當地文化下，什麼服務是真正被需要的。有一天，這群APM被分組，每組人拿到100美元，功課是在限時內盡可能買到整座城市最古怪的電子商品，他們還被要求要跟當地的商人殺價，有人竟然買回得用USB充電的電子菸灰缸；他們去東京六本木、以色列特拉維夫，當然他們來到了北京，試圖理解中國的互聯網生態。
有一次，李開復和梅爾一起接待APM，16天的時間，APM們已經走訪了4個不同的城市，當中還有一位美國《新聞週刊》的專欄作家史帝芬．李維隨行記錄報導。梅爾親自負責行程規畫，她希望每一次會議、活動、對話都是設計精良、饒富意義，不能浪費，連調時差睡覺的時間都不可以有。有一天晚上，在吃完烤鴨後，梅爾跟APM說：「現在，你們只有兩個選擇，可以去當地的夜店跳舞，或選擇陪伴我跟開復一起喝茶。就這兩個，回去飯店房間睡覺不是一個選項。」大部分的APM後來都跟著一起喝茶，不過其中有幾位，在茶上來之前就先打了瞌睡。還有一年，李開復跟APM晚餐的形式是，李開復發表了10分鐘的講話之後，就要到每桌回答APM的問題，每個APM都可以問問題，但每上一道新的菜，李開復就要換到下一桌，回答別人的。那一天晚上李開復回答了快60個問題，菜倒是沒吃到一口。
APM的行程也包含遊戲和親身體驗。李開復曾經被要求過要請每一位Google北京的員工，一人帶著一個APM到一個「特別」的家庭裡用晚餐。這種特別的家庭可能是：全家人都沒有用電腦的習慣，根本不了解什麼是「互聯網」；或是另一種極端，全家都是競爭對手公司產品的死忠擁護者，在這些情境裡頭，要怎麼進行晚餐是很特別的考驗。還有一次，APM們一人拿到1000元人民幣，全部被丟到中關村，看看他們在限時之內能買到什麼「寶物」，誰最會殺價等。有人竟然買到了山寨版的迷你小iPhone，大小是iPhone4的一半；也有人買到了手機投影機，只要帶著手機，影像就可以被投射出來。對APM來說，最真實的學習，發生在這些最真實的互動和談話中間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讓APM親自到不同國家，重點就是要了解不同文化，因此策略上，可以完全不用同意，甚至推翻總部的規定。例如，總公司政策是不允許上電視推銷產品、刺激流量，總公司認為要做，就要在互聯網的渠道做，針對鎖定的目標觀眾傳播。但是當時中國的實際狀況是，知識分子少，草根群眾多，大眾還是透過看電視來獲得資訊，因此行銷如果從互聯網開始做，效果反而不大。李開復為了證明這件事，還特地組了一隊「Google精英隊」，上了湖南衛視的一個紅牌節目《天天向上》，這是一個在中國非常受歡迎，討論禮儀和輕鬆話題的綜藝節目，台灣藝人歐弟還是主持人。李開復希望能夠用新的方法拓展品牌印象，後來事實證明刺激出巨大的流量。
即便是李開復離開Google之後，梅爾還是常常要他跟APM說話，李開復發現他們感情也變得非常緊密，這對公司、對他們自己的人生，都是十分有助益的事情。這些年輕APM，不一定每個人都會在計畫結束後五年還待在Google。但是透過這樣的計畫，在年輕人最渴望學習、渴望實際經驗的時候，Google給他們最需要的：大量的國際刺激和交流經驗，並且透過信任的放權，讓他們一畢業就挑起重擔，擔任重要產品團隊的經理人，這等於又給了他們實戰經驗。各方各面都訓練他們迅速成為領導者。這些人，有人後來帶領發布了Google Maps，有人後來帶領價值數百萬美金的AdWords再創下新高，成績斐然。梅爾當時跟我說過，APM只要有20%還留在Google裡面，對Google來說就是好事，但就算80%的人外流，他們也一定有人創出一個最後被Google買走的公司。
整個計畫的設計，放在今天來看，還是非常具有前瞻性。我們為什麼要大量的跟國際接軌？為什麼要盡可能走出去？因為這是我們最快貼近市場脈動、同時自我發展的捷徑。最聰明的畢業生在進入Google後被這麼訓練，是有它的原因的。整個APM計畫的負責人傑夫．佛格森說過：「到現在，只要給我五秒鐘，我就知道申請者是不是一塊APM的料。」他只要五秒鐘，就能判別一個年輕人有沒有可塑性、積極度，以及適當的心理素質能自我成長，最終才有潛力成為偉大的領導者，進而改變世界。而這種人，就是艾瑞克．史密特說的「可能會贏過他的人」。期待各行業、各國家都能從APM的計畫當中學習取經，讓下一世代的明星遍地開花。
